陈学礼:我们哪有什么新啊。很多人经常说“我是史上最……”,我蛮讨厌这些说法。我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也只是我自己在一些实践中考虑的问题。真正把这件事情往前推进的,实际上有两个特别重要的人物,一位是意大利的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另一位是路易·马勒。路易·马勒在印度拍摄了一部电影叫《印度魅影》,安东尼奥尼在1972年到中国拍摄了纪录片《中国》。实际上他们两个人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影片里呈现他们和他们的摄像机到一个地方以后,对摄像机前的事物产生的影响。你看五六十年前人家一直在做的事情多诚恳啊,我们在有些时候为什么总觉得不要让观众看到拍摄者对摄像机跟前的人产生的影响?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要好好考虑一下这些东西了。相反,如果我们把自己弄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实际上会越来越远离这个事件的真相本身。陈学礼:我先回应受众的问题。我最早做片子的时候,拍一个镜头、剪辑一个镜头都会想,大家会不会喜欢看。但到最后几年,我基本上不在意这个事情,尤其是过去的七八年,我拍片子从来不想谁会看我的片子,谁喜欢我的片子,我不在意这个事情,我只在意我自己,我觉得应该这样去弄就好了。当然我也不能自比托尔斯泰,因为他在很早的时候就讲,如果你从一开始就想小说的读者,那么小说还没写就死了。这话说来有点狂妄,但是确实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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